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让青年了解民族文化精华
——当代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之一
本报记者周庆卢新宁
中华民族在５０００年中创造的历史文明，有多少属于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人凭借着怎样的文化、学术、道德传统，才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要向这个文明借鉴、继承些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老一代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始终在思考着：如何让青年人了解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正是在他们的关怀下，保存、继承、弘扬这份优秀遗产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就。建国以来，各方面共整理出版古籍近７０００种！目前正在执行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书目为１００４种，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５年，每年又可有２００种左右问世。
在这一震古烁今辉煌的业绩背后，支撑着一只强有力的巨掌——国家的拨款补贴。据记者从国家教委、国家民委、新闻出版署了解，１９８３至１９９１年，每年补贴４７０万元。１９９２年起，每年补贴１０００万元，其中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５００万元，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３００万元，中华书局等单位出版补贴１００万元，少数民族古籍整理１００万元。国家的财政支持，保证了这项工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坚持下来。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不少专家学者深情地回忆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与谆谆嘱托。谭其骧说，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即与吴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据胡道静回忆，他曾在１９５８年初听到传达，毛主席在讲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的分工时指出：中华，中华，顾名思义，中华古国，文化悠远，有不少优秀的古籍流传下来，必须有选择地继承出版，那么，中华书局的专业就是出版中国古典吧。
即使到了“文革”那样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毛泽东还提出要继续校点《二十四史》，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了这项工作，提出由顾颉刚总其成。１９７２年，周总理指示，要把有关专家集中起来，完成《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正是由于总理的指示，一批专家如顾颉刚、白寿彝、郑天挺、启功、阴法鲁等，才得以从干校回京，集中主要精力完成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
“文革”结束之后，古籍的整理出版开始走上正轨。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进入８０年代，古籍整理工作已出现一派春意，这也与陈云同志的关心密不可分。他多次提出，古书要整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把祖国文化传统继承下来。１９８０年，他又过问：古籍标点搞得怎样了？古籍不标点、断句，即使古文基础好的人也难读。１９８１年５月，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老师们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加强古籍整理的一些具体意见，陈云同志十分重视，于７月份派自己的秘书到北大召集座谈会听取意见。
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同年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的人多数都能看懂；需要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要提出一个为期３０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办好这件事国家要花点钱，并编造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等。
１９９０年６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编、巴蜀书社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前５０种出版发行。这套丛书把先秦到明清各代传世佳作中最精粹的部分译成现代白话文，文白俱收，计划共出１５０种，是“五四”以来最大的古籍今译系列。江泽民同志对这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挥毫题词：做好我国古代文史名著的传播普及工作，使其古为今用，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李鹏总理也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激励爱国主义精神。
在《丛书》的首发式上，胡乔木同志即席发言。他说，要提高爱国心、民族自尊心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五四”前后，老一辈的科学家，无论是学哪一方面科学的，对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也有相当深厚的感情。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总不能让将来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到国外去找专家。希望主管教育、宣传、文化的部门想想办法，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中间进行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方面教育，让学生们知道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那些言论、著作，明白中国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学术传统、道德传统，以致中国能够在今天这样风云变幻的世界上始终成为一个巍然屹立的大国。
为了领导古籍整理，早在１９５８年，国务院就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叶圣陶、冯友兰等一流学者。１９８１年，中央决定由李一氓同志任第二任组长。李一氓逝世后，匡亚明于１９９１年接任第三任组长。参加这个小组的同志，为不负历史的嘱托，规划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